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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刘玉芬(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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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芬看着父亲心满意足地走了，她会对着水桶里的鱼发呆，她觉得自己就跟这鱼一样，看起来活蹦乱跳，只要被哪位嗜血者瞄上了，也许不要半个小时，马上就会体无完肤，碎尸几段。
周克武恢复喝酒与恢复打老婆是同步开始的，像是戒毒失败后复吸一样疯狂，周克武打老婆打得变本加厉、歇斯底里，与以前相比，周克武不许刘玉芬哭，要是哭的话，就接着打，按周克武的话说，“我要把你打得哭不出来”！
刘玉芬觉得自己活着的主要任务就是挨打，所以她对挨打已经习以为常了，没有哭的动力。煤建公司已倒闭，张书记也退休了，跟院子里的人讲，他们下岗后，自己的日子朝不保夕，无心去听别人家里的哭声，他们甚至会在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安慰和宁静。
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周洋实在看不下去周克武动辄对妈妈发酒疯，一次在刘玉芬被打得倒在锅台上不能动弹时，他指着已经呼呼大睡的周克武说：“妈，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爸杀了！”
刘玉芬连忙捂住儿子的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忤逆？不许乱说！你爸下岗了，心情不好。”
儿子周洋不依不饶：“妈，他不下岗打得更凶。我从记事起，看到我爸除了打你，就没干过其他事。”他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么倒霉，摊上一个周克武做我老子！我宁愿没有老子。”
刘玉芬说：“没有老子，哪有你？”
周洋说：“我也不愿有我。”
周克武偶尔也有酒醒的时候，刘玉芬劝周克武：“你跟我一起卖鱼，每天至少能多挣十几块钱，有钱买烟买酒，心情就会好些。”
周克武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堂堂的一个国家正式职工，怎么能去跟你们这些下三烂一起去卖鱼？我爸解放前在码头上是管卖鱼的，好歹我不能混得比我爸差。他揣着他爸留下的那把杀猪刀去白塔河边船码头寻找当渔霸的机会，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找到，一个染了一头杂毛、胳膊上刺有一条毒蛇的小年轻看出了些眉目，他对周克武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多活几年好，码头不是你混的地方。”
周克武终于答应跟刘玉芬去菜市场卖鱼，卖鱼每天后半夜三点就要起床，去晚了，白塔河码头的白丝鱼、银鱼、回鱼、花斑鱼就被抢光了，鲢鱼、鲫鱼之类属大路货，赚不了钱。周克武第一次起早，哈欠连天，嘴里喋喋不休地骂着：“社会主义不要老子了，这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苦！”刘玉芬劝他说：“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我这么多年下来，要是哪天三点钟不起床，全身都不舒服。”早已是穷光蛋的周克武习惯性地挖苦刘玉芬说：“你就是贱骨头！”
周克武卖鱼到第三天的时候，跟县技术监督局的中年女人较上了劲，周克武称鱼少了二两秤，中年女人把工商局和市场管理所的都叫了过来，罚一赔十，补了二斤鱼，周克武认了。中年女人说：“另外罚款五十！”这下周克武急了，他说：“一天挣不了二三十块钱，你这一罚，两天都得白干。”工商局的那位大盖帽伸出手说：“谁叫你缺斤短两的？拿钱来！”周克武从腰里抽出二尺多长的杀猪刀：“告诉你，老子也曾经是堂堂的国家正式工，没让你们下岗，就来欺负下岗的，没门！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谁先上？”
一群人围着看热闹，甚至有人鼓起了掌。大盖帽问中年女人：“秦局长，怎么办？”
那位叫秦局长的中年女人说：“通知公安局，把这个不法分子抓起来，你们把这个鱼档给清除出市场！”
刘玉芬赶忙掏了五十块钱交给大盖帽：“大哥，我都卖这么多年了，从来都没缺斤少两过，我丈夫才出摊三天，没看清秤，你就饶了我们一回吧！”说着又向中年女人——秦局长求情。
拿了钱的大盖帽和多拿了鱼的秦局长走了，刘玉芬望着眼珠暴突的周克武，无奈地说：“你不能做生意！”
周克武将杀猪刀狠狠地插进一条无辜的鱼肚子上，他在鲢鱼痛苦的挣扎中，说了一句：“老子本来就不想当鱼贩子！”
周克武拔起刀，扬长而去。
周克武的愤怒是因为他无法辩解，也无处辩解。他真的不是有意克扣斤两，早上起得太早，眼睛发涩，他看不清杆秤的秤星，才少了二两。可他要是这么说，没人相信，刘玉芬也不会相信。
此后的周克武继续喝酒，而且不跟刘玉芬要钱了，又过了一段日子，他居然在西市口跟人赌上了麻将，嘴里叼的是五块多钱一包的好烟，白塔牌的带把子的烟。
刘玉芬问：“你的钱从哪弄来的？”
13
200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稍晚了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湖畔花园销售的火爆，售楼处挤满了人，部分被踩掉了鞋子的人气急败坏地准备动拳头。刘玉芬不是来买房子的，她是来找我的。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听说我在湖畔花园新建的会所里跟老板喝茶，她就来了。
她没进会所里面，而是在门外倒春寒的冷风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现在是县城建局下属的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虽说是一个副科级干部，但在县城也算是高干了。刘玉芬找我是让我帮她办一个低保，她听说政府现在以人为本了，只要是城镇居民，不管以前是否有过正式工作，家庭特别困难的，都可以享受低保。另外她还希望我为早已享受了低保的丈夫周克武办一个残疾证，办下残疾证，每个月可多拿一百六十块钱的残疾人生活补贴，逢年过节的，还有政府领导上门送米、送油、送慰问金。她对我说：“周克武一个冬天都在吃药，家里存的钱全花光了。”
我答应帮她想想办法，但一时半会儿可能办不下来，我叫她不要着急。她说：“我不急，不急。”说话像是犯了错误一样，忙不迭地附和我。我看到人到中年的刘玉芬比她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她的牙齿已经开始松动，里面的板牙被拔掉一颗，第二颗摇晃的板牙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连根拔去。
我叫表姐刘玉芬进会所喝杯热茶再走，她说菜市场的鱼档请人代看着呢，得立即赶回去。我知道，刘玉芬是不想见湖畔花园的开发商。
湖畔花园的开发商是于耕田。于耕田现在是深圳耕田耙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董事长，2005年被县政府招商引资回家乡投资，先是在临河望湖的地段开发了县城第一个豪华高档别墅区——湖岸公馆，抢购一空后，又开发了县城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湖畔花园。
二十年前，于耕田在得知刘玉芬嫁给周克武后逃离县城，先是在深圳倒卖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1995年后开始走私石油、香烟、汽车、摩托车、电脑等国内紧俏物资。究竟赚了多少钱，他没跟我说，只知道他在深圳的总部拥有一座价值一点八亿的26层办公大楼。我说：“你是靠黑钱起家的。”于耕田一本正经地纠正我说：“我一个乡下进城穷混的，小鱼小虾，一捏就死，哪敢干违法乱纪的事？首先没贩毒，其次是我跟朋友做海上贸易，并不知道那叫走私，后来厦门的赖老板被通缉，才知道政府不允许，我就撤了出来。”
于耕田现在坐着县城唯一一辆奔驰600，司机保镖寸步不离。我叫他注意影响，书记、县长坐的两辆车加起来都不够买他座驾的底盘，在老家又不存在安全问题，要保镖干吗？于耕田说：“这叫势子！”有势子的于耕田一回到家乡投资就被县政府授予“荣誉市民”，他很马虎地把那本荣誉市民证书往茶几上一扔，然后泡了一壶大红袍，跟我一边喝一边聊，一种往事如烟的感慨在茶香里慢慢溢出来：“当年我们这些乡下正儿八经的穷孩子，连城里的地痞流氓都看不起我们，谁他妈想出的馊主意，发明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我现在是深圳户口，我老婆孩子办了移民，是加拿大户口，他们逼我也办个加拿大的，我不干。我觉得，在中国，每个人办个中国户口就行了，分什么城里的乡里的、北京的上海的？扯淡！”
我说：“是呀，我舅舅为刘玉芬买城里户口借的高利贷还没还完呢。”
于耕田有些愤怒了，愤怒的于耕田扯开脖子上的领带：“卖户口是狼心狗肺，放高利贷更是狗肺狼心！刘玉芬买户口的高利贷还有多少没还？你去问问看，要是刘玉芬不反对的话，我来替她还。”
我说：“听舅舅讲，还有两千多。本来早该还清了，可舅舅年纪大了，风湿病常犯，卖粮食根本挣不了几个钱，看病花光了。”
于耕田问：“谁放的高利贷？”
我说：“是你爸。”
于耕田回家乡投资都两年了，刘玉芬一次都没见过于耕田。而于耕田刚回来的那年冬天曾偷偷地见过一次刘玉芬，他在菜市场看到刘玉芬脸上失去了青春，也失去了血色，眼角几缕鱼尾纹异常清晰，头发枯燥，鬓角漏白，她正蹲在地上刮鱼鳞。当穿着意大利真皮夹克的于耕田站在鱼档前时，刘玉芬头也不抬地问于耕田：“回鱼卖完了，只有花鲢了。要几条？”刮鱼鳞的刘玉芬这时还仰起头简单地瞄了于耕田一眼，她没认出来。于耕田没说话，走了。回来后他对我说：“真没想到，一个比电影明星还漂亮的青春少女就这么被毁了。”从那以后，于耕田就再也没提过刘玉芬，都这么多年，一切都已结束了。
我把于耕田要免去舅舅两千多块的高利贷的事跟舅舅和刘玉芬说了。刘玉芬摇了摇头对我说：“人家钱再多，那是人家的钱。我们再穷，也不能沾人家的。”舅舅回答得更干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他们对于耕田都有一种过度的敏感。
我没把这话告诉于耕田，只是对他说：“无缘无故免了借的钱，不好说，也伤人自尊。要不，你可以通过其他办法给刘玉芬一些帮助。”于耕田说：“这样吧，你把刘玉芬约出来，我们在会所一起吃个饭。她有什么需要帮助的，直接说，我当仁不让。”
我觉得于耕田能闯荡江湖、所向披靡，自有其过人之处，很重要的两点就是，大气、义气。他从来不介意当年刘玉芬对他苦苦追求的拒绝，反而说，要不是刘玉芬嫁到城里给他致命的刺激，他就不会去深圳，就不会有今天。
我说：“你知道刘玉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在菜市场卖鱼吗？”
于耕田说：“卖鱼赚钱多。”
我说：“她心里有一个始终熄灭不掉的幻觉，她认定总有一天，你会骑着摩托车载着贩来高邮湖的鱼，出现在她的面前。”
于耕田甩给我一条软中华香烟：“我不好去找她，约刘玉芬吃顿饭，这任务交给你了。从小到大，你就没给我在刘玉芬那里办成过一件事。”
我要说于耕田请刘玉芬吃饭的话，刘玉芬肯定不会来，她说自己早就认命了，一个认命女人的心里是没有什么恩怨情仇的。我给刘玉芬打电话叫她来湖畔花园会所，说县社保局的黄局长在这，让她来当面说说自家的困难，把她的低保和周克武的残疾证办下来。
刘玉芬来会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收了晚市鱼档的刘玉芬洗去了身上的鱼腥味，穿了一件质地粗劣、式样陈旧、颜色发黄的棉袄，她推开会所208号包厢，绚丽夺目的灯光扑面而来。这时候，她眼前的感觉不是明亮，而是一片黑暗，所以她根本没看见于耕田在这屋里，而且已从沙发里站起来迎了上来。
于耕田主动握住刘玉芬被鱼鳞锉糙了的手：“玉芬，你好！砌房造屋最忙了，回来都两年多了，我们老同学一直没时间聚一下。”他对正在埋头喝茶的社保局黄局长说，“我们三个同村、同岁、同班同学，一起长大的！”于耕田说得很轻松。
刘玉芬从眩晕的灯光里清醒过来时，发现于耕田握着自己的手，她在慌乱中抽出自己的手，又不知道把手放在哪儿，手像是身上的一个累赘。于耕田客气地将刘玉芬引到真皮沙发边：“玉芬，坐下先喝杯茶！”
我将社保局黄局长介绍给刘玉芬，黄局长看到眼前这个粗糙的女人，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菜市场卖鱼的那个女的？”刘玉芬点点头。
刘玉芬踩在虚软的地毯上，脚步和内心都不踏实，等她坐到棕色的真皮沙发上后，她的身子也在海绵的起起伏伏中变得不踏实。她觉得，她走进的就是一个不踏实的空间。
刘玉芬家的困难其实是我向黄局长介绍的，刘玉芬只是坐在一边默默地听着。黄局长听完后说：“是有些特殊，特困帮扶的名额很少，每年研究一批，你们两位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出面了，岂敢懈怠？到时候我会尽力的！”
刘玉芬终于说出了进会所后的第一句话：“谢谢黄局长！”
于耕田没问刘玉芬日子过得怎么样，只是说：“你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讲，都是老同学，没必要客气。”刘玉芬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对于耕田说：“谢谢于总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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