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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刘玉芬(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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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芬抹着眼泪拼命地点着头。
周克武大声说：“杨书记问你话呢，你说呀！”
刘玉芬对杨书记说：“是我逼着周克武去偷的，我愿意去坐牢。”
杨书记退休在家的妻子数落着刘玉芬说：“你们乡下来的女人，要懂城里的规矩，不能见了东西就想拿，更不能逼自己的男人去拿。不是拿，是偷。”
刘玉芬含着泪拼命点着头。
杨书记妻子说周克武的女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你就放她一马算了，要是让她坐牢，小孩怎么办？这小孩怪可怜的。杨书记终于答应明天不移交公安机关了，但内部怎么处理，公司党委还要开会研究。周克武、刘玉芬千恩万谢地走了后，杨石对妻子说了一句：“他今天说是老婆逼他去偷的，明天会说是六个月大的儿子用刀逼他去偷的。一个单位遇到周克武这样的职工，全单位的人上辈子都作了孽。”
走出杨书记家的门，刘玉芬像发了疯似的拽住周克武的袖口，声嘶力竭地号哭着：“周克武，你拿刀杀了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杀了我吧！我不想活了。”
8
周克武没有被移交公安机关，刘玉芬当然也没去坐牢。公司给周克武处分的初步意见是“留职察看一年，退还偷盗的煤球款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周克武听说后，提着杀猪刀冲进公司党委办公室，正在开会的杨书记等党委班子成员看到周克武要行凶，迅速起身抱起屁股下坐着的木椅当盾牌，他们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只有一把手杨书记比别人要镇静得多，他大声呵斥着：“周克武，你想干什么！”周克武扬起杀猪刀：“我没钱赔，一分都没有！”杨书记声色俱厉：“周克武，我正告你，你要是敢行凶，就不是赔钱了，而是赔命！”闻讯赶来的职工都在劝周克武不能用刀捅领导，周克武将杀猪刀对准自己的胸口：“我没钱，我捅我自己还不行吗！”就在周克武往自己身上捅的一刹那，站在周克武身后的几个同事猛扑上去，将他按倒在地，夺下了杀猪刀。
此后的周克武照常上班，不仅没有退赔赃款，就连留职察看的处分也没下发。
反正偷的是国家的煤球，又不是哪个私人家厨房里的煤，犯不着为了挽回一百吨煤球的损失而丢了一条人命、毁了一个家庭，这么一说，党委会的意见迅速达成一致，周克武偷盗的事以后再说。以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周克武虽没去坐牢，但再也不敢偷煤球了，家里的日子眼见着就撑不下去了，儿子周洋由奶粉改吃米糊，孩子极度抗拒，不吃不喝，跟娘老子玩起了绝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嗷嗷直叫，刘玉芬急得在一旁落泪，正在喝酒的周克武借着酒劲一脚踹倒刘玉芬：“你他妈哭丧呀，老子喝酒都喝不安。”
偷煤球被抓让周克武丢尽了脸面，心烦意乱中恢复喝酒，而且喝得变本加厉，只要喝得醉醺醺地上班，别人怎么议论他，都像耳旁风，听不见，也听不进。喝多了酒的周克武晚上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刘玉芬在床上为他服务，他在街上录像放映厅里看过好多黄色录像，看完后回家就逼着刘玉芬按黄色录像的镜头和姿势伺候自己，刘玉芬没看过黄色录像，加上心理上的抗拒，所以很难做得尽如周克武的意，每当此时，周克武就会骂刘玉芬：“你这头蠢猪，跟你讲了多少遍了？你还不会，重来！”刘玉芬恶心地从头再来，直到把周克武伺候得像一头死猪一样沉沉睡去。那时候，坐在黑暗中的刘玉芬望着窗外稠密的黑暗，她想到了死，可自己死后儿子怎么办呢？还有乡下的父母，他们在等待着女儿在城里幸福生活的喜报，而不是跳湖自杀的死讯。刘玉芬搂着儿子在周克武醉生梦死的鼾声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窗外黎明的曙光，对于刘玉芬来说，是另一种颜色的黑暗。
家里眼见着揭不开锅了，刘玉芬准备去菜市场卖鱼，挣些钱贴补家用。那么多小买卖可以做，刘玉芬为什么要去卖鱼？是卖鱼赚钱容易，还是出于对于耕田的怀念？只有刘玉芬自己心里最清楚。当周克武听说刘玉芬要去卖鱼时，抄起空酒瓶就砸了过来，他砸刘玉芬就像小孩子投飞镖一样随意而轻松。刘玉芬头一偏，躲过酒瓶，嘴里争辩着：“钱都被你喝酒喝光了，买米的钱都没有，不去卖鱼，日子怎么过？”周克武吐出嘴里的烟头：“我他妈堂堂国家正式职工，你这下三烂居然要去菜场卖鱼，我的脸往哪搁？”刘玉芬想说：“你还有脸吗？”心里虽这么想，但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说。
刘玉芬跑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她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我在县城建局只是一个小技术员，无权无势，到哪儿去帮她找体面的工作？可我知道，这份工作对刘玉芬来说不只是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还意味着她在自食其力后瓦解自己所遭遇的家庭暴力。我说：“你别急，让我想想办法！”她极其谦卑地向我表示了感激：“给你添麻烦了！”
自从上次我跟周克武正面交锋后，已经两年多没跟他们来往了，一是我对他们糟糕的婚姻无比绝望；其次是我自己的恋爱婚姻也陷入了死局，所以这两年我很少回乡下，也很少跟外界接触。我那在国民党“总统府”做过木匠活的父亲对我非常恼火，说我书读上去了，见识却降下来了。原因是我不愿跟城里姑娘恋爱结婚，而全县乡下女孩能考上大中专的，比上吊自杀的还要少，几乎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一次单位同事好不容易给我介绍了一个护校毕业的县医院护士，那个刚刚接触了城里脂粉和霓虹灯的乡下女孩对我说：“我好不容易从乡下考进城，还要我再找个乡下婆家，这太荒唐了。介绍人真不负责任，要是知道你是乡下的，我今天根本就不会来跟你见面。”还没等小护士说完，我抢在她前面拂袖而去。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刘玉芬虽神情有些憔悴，但脸上、脖子上、手上都没有伤，我以为刘玉芬生了儿子后，周克武对他改变了态度，就有些自以为是地说：“看来，两年前我警告周克武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刘玉芬平静地说：“他现在往我肚子上踹，往腿上踢。”刘玉芬平静得像是说别人的事，或是说传说中的事。我被她的平静深深地刺伤了，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周克武不得好死！”
一个星期后，刘玉芬到新建的县缫丝厂上班，从事的是蚕茧抽丝工作。月工资二十八块钱，厂长说逢年过节还会发一些面条、糖果、月饼、毛巾、卫生纸之类的福利。新建的县缫丝厂是把本地的蚕茧加工成蚕丝后卖往江浙沪的丝织厂，我参加了工厂的厂房施工图纸的绘制，在工地上待了三个多月，从县计委派来的厂长张春雷随时要改变施工方案，我就随时配合他篡改专家的设计图纸，工厂建成后他对我相当满意，投产那天他拍着我的肩膀说：“缫丝厂都是女工，一百多号，拣漂亮的挑，想挑谁就挑谁。谁要是不从，我就把她给开了！”
我没挑女工做老婆，而是把表姐刘玉芬介绍到工厂去做女工。
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煤建公司是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刘玉芬虽买了城里户口，但其父母不是城镇居民，所以不能享受照顾，不能取得集体所有制身份，刘玉芬的正式身份是缫丝厂的临时工，那时候全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相当严格，其等级序列为国家高干、国家干部、以工代干、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临时工。在职工身份的等级中，像周克武这样的全民职工叫“铁饭碗”，大集体职工叫“瓷饭碗”，而刘玉芬这样的临时工叫“泥饭碗”，泥饭碗不享受公费医疗，不享受退休待遇，不享受入党、提拔、参观、培训等一切政治待遇，跟种田的农民一样，不享受社会主义的任何优越性。尽管这样，刘玉芬还是显示出了过分的激动，她当上了工人，有了自己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工资，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了。第一个月发了工资后，刘玉芬非要请我星期天到她家吃饭，我说不用了，没想到周末晚上刘玉芬跟周克武夫妻俩一起找到我的宿舍，周克武给我点上烟，喘着粗气说：“怎么，看不起我们两口子？请你吃一顿饭就那么难。”
星期天我去了煤建公司宿舍，刘玉芬和周克武夫妻俩齐心协力地做了十几道菜，还上了一瓶“琅琊特曲”，两口子共同举杯给我敬酒，说了许多言过其实的感谢话，周克武把一杯白酒倒进喉咙里后，情绪夸张地说：“刘玉芬虽说是个临时工，可缫丝厂好歹也是堂堂的国有工厂，煤建公司的这帮龟孙子现在见了我就给我点烟，说我老婆又漂亮，又当上了工人，没人能跟我比。我的老婆怎么能去卖鱼呢？”
煤建公司的人都知道缫丝厂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招进去的全是看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的工人，所以他们对周克武的头绪大、路子宽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嫉妒，周克武故意不说明刘玉芬是临时工，他装聋作哑，将错就错地享受着众人的追捧，心里比喝了好酒还要舒服，从他记事起，他从来就没听人表扬过自己一句，连一个字都没有。所以，周克武那么热情地要请我吃饭，很大程度上是他被一种假象的荣耀陶醉了。
那天酒喝得特别尽兴，我甚至觉得周克武并没有那么可憎，一个城市的小瘪三，守着一个美丽贤淑的媳妇，既没有社会角色的优越感，也没有家庭角色的自信心，借酒壮胆，借酒发疯，他只有靠打老婆这种外强中干的手段来证明自己是个大男人，一个十足的可怜虫。我问他表姐刘玉芬上班后，孩子怎么办？他匆忙咽下还没嚼碎的鸡肉，指着桌子边坐在竹篓子里啃苹果的孩子说：“把周洋往篓子里一塞，带到公司跟我一起上班，一上午发一块饼干，小东西动都不动一下！”我说：“你带孩子上班，公司怎么会同意呢？”周克武将酒杯往桌上一掼，豪情万丈地吹了起来：“上次我把杀猪刀往外一抽，公司领导一个个吓得尿裤子。谁他妈敢管我，我就把他的血当自来水放了。”刘玉芬神色紧张地拿走酒瓶，岔开话题对我说：“别听他的，酒喝多了”。
在庆祝缫丝厂投产一周年的庆功酒宴上，我与张春雷厂长碰杯时，张厂长问我：“老婆找到没有？那么多女工，你一个没看上？”我说：“我表姐工作的事，已经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再到你厂里来选美，那无异于给你捣乱。”张厂长说：“我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厂的缫丝女工，可我们是缫丝厂，不是电影厂。”他突然转了话头，“你那个表姐怎么样？到现在我连人都没见过，哪天你让她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要是合适的话，调到厂办来工作。”我说：“恐怕不合适，她是临时工。”
当天晚上，我就去煤建公司宿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刘玉芬，她很为难地说：“能有一份工作，拿一份工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想调工作，也不想见厂长。”
周克武有些沉不住气了：“兄弟为你的事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你还不知好歹，蚕茧抽丝整天泡在水里，把手都泡烂了，你明天就去见厂长，听到了没有？”
刘玉芬面对周克武这样的责问，她有一种习惯性的心理痉挛，所以她的回答几乎是本能性的：“听到了！”
9
刘玉芬走进张春雷办公室的时候，步子轻得像踩在棉花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着头，声音比脚步更轻：“张厂长，我来了！”
张春雷第一眼看到二十七岁的刘玉芬时，手中拿着的香烟掉到了桌上的生产报表上，浑然不觉。他没想到，缫丝厂居然还有这么美丽惊艳的女工，刘玉芬不着脂粉，天生丽质，高挑匀称，温婉清秀，眼睛里弥漫着迷人的迷惘，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张春雷觉得刘玉芬不仅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工厂里，就连出现在这座县城也是不应该的。他对刘玉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你做蚕茧抽丝的活，太委屈你了！”香烟烧着了桌上的报表，闻到焦煳味的张厂长连忙按灭了香烟。
当天下午，刘玉芬就被调到厂部上班了。
县缫丝厂是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临时工不到十人，主要是打扫厕所、清扫厂区、运送废料、夜班看仓库之类，刘玉芬在蚕茧抽丝车间做的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她和另外几名临时工把泡在池子里的蚕茧用手工剥开，再送到机器抽丝的工作平台上。她在厂里的地位就相当于生产过程中残次品或下脚料，没人注意过，刘玉芬每天埋头干活，没时间也没足够的自信跟城里的女工交朋友和套近乎，她的全部目标就是一月的二十八块钱工资，这笔钱可以解决她家大半个月的伙食，直到刘玉芬调到厂部办公室，她的名字才在全厂传开并在厂里引起轩然大波，一些有来头的女工直接到厂办找张春雷厂长论理：“我们这么多正式工你不调，偏要调一个临时工到厂部？”张春雷厂长点上一支烟，漫不经心地对她们说：“回去好好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你们有刘玉芬长得漂亮吗？”一位丈夫在县政府开小车的女工曾经搭过副县长的车，算是见过大人物的，她不怕厂长：“厂部是调人，还是选美？这里是社会主义工厂，不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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