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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刘玉芬(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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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最后的日子里，表姐刘玉芬的城里户口终于买到了，舅舅把城里的户口本和城镇粮油供应本送到刘玉芬手里时，父女俩百感交集，刘玉芬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舅舅给女儿打气说：“从今往后，你就是铁板钉钉的城里人了。”
中午，周克武下班回家见到老丈人来了，特地又到街上买了两只卤猪蹄子，桌上坐定，撬开酒瓶，倒上酒。周克武塞了一只猪蹄给舅舅，自己抓着一只，你来我往地就喝上了。舅舅见卤猪蹄没有刘玉芬的，心里就有些不快，他喝酒只吃花生米，没啃猪蹄。周克武热情地说：“啃呀，这猪蹄很贵很好吃的！”舅舅说：“留给玉芬吃。”喝了酒的周克武说：“她又不干活，吃猪蹄干吗！”
借着酒劲的舅舅火了：“她怎么没干活了？烧饭做家务不是干活吗？玉芬城里户口本、粮油供应本都有了，她也是城里人。人跟人一律平等！”
周克武笑嘻嘻地侧过身子，搂住舅舅的脖子说：“有城里户口，没有城里的正式工作。你那破本子没用的，还不如把钱拿来换酒喝。”
屋外秋天的阳光很明亮，县煤建公司的院子里落满了太多的煤灰，地面上一片黑暗，阳光照上去，更黑了。
7
我舅舅借的六千多块钱整整用了二十多年才还清。
乡下的三提五统以及后来的农业税比田里的庄稼长得还要快，比夏天的雷电劈得还要狠，一些农民交不起苛捐杂税被拖走了家里的牲口、粮食，还有一些农民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举家逃亡。我舅舅一家都是劳力，每年交完各种赋税，还让三个儿子陆续娶上了媳妇，算是相当不错的家庭了，不断地娶媳妇和不断地翻盖房子要花很多钱，所以就拿不出更多的钱还债。从于耕田瘸子父亲那里借的两千块钱高利贷每年要付四百块利息，还的时间最长。因为只有于耕田父亲不催着还钱，老两口靠高利贷利息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放高利贷的钱都是于耕田寄回来的。
舅舅对我说，买户口欠下的债每年至少要还六百块，不然到他下辈子也还不完，可三个儿子对还债的态度很消极，他们本来就对舅舅偏心女儿不满，还要让他们挥汗如雨地从土里抠出铜钱来为姐姐在城里享清福埋单，所以他们一结婚就让媳妇跳出来闹分家，分家后财务一独立，舅舅借的债就不买账了，舅舅也不好多说，因为三个儿子结婚，刘玉芬没拿过一分钱，等到老三结婚分家后，舅舅还有四千多块钱的债务没还，包括两千块钱的高利贷。这时候，我舅舅已经年近六十岁了，在城里，已是人们退休的年纪，舅舅到离家五里外的一个窑厂掼砖坯，掼一块砖三厘钱，一天掼五百块砖坯，能挣一块五，一个月四十五块，要是在窑厂烧饭，只能挣二十二块钱。露天掼砖坯是高强度体力活，三个月后，舅舅终于累倒了，花去三十多块钱，吃了四十多剂中药，人才活过来。舅舅不能出去干活了，他只好和舅妈种着自己的两亩责任田，又养了两百多只鸭子，每年卖鸭子能还上五百多块钱的债。我舅舅在午秋两季后的田头，在十里八乡的池塘边、河滩上放鸭，那些成群结队的鸭子就是他的队伍，就是他的希望，鸭子们为舅舅还债而义无反顾地走向菜市场，走向城里人的餐桌和锋利的牙齿，每每想起这些杀身成仁的鸭子，舅舅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刻禁不住暗自落泪。
舅舅牙疼进过一次城，疼得米水不进。进城后的舅舅没先去医院看牙，而是先去了煤建公司宿舍看女儿。刘玉芬正忙着中午周克武下酒的菜，见了父亲就热情挽留父亲中午在这吃饭。舅舅见刘玉芬脸上肿了一大块，眼睛是铁青色的，就捂着疼痛的牙齿指着刘玉芬的脸：“是他打的？”刘玉芬连忙辩解说：“不是，下雨天买菜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的。”舅舅捂着牙责怪说：“你就不能小心些。”他本来是想让女儿陪他一起去看牙的，见女儿脸摔伤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舅舅找我陪他去医院，我说行。走在大街上，我舅舅这个当年县城里的主人，如今像是一个非法入侵者一样充满了惊慌和不安，他怕牙科医生对乡下人态度不好，才要找一个城里人陪着的。我给舅舅交了三毛钱挂号费，舅舅当即就从口袋里掏出钱来还我，我说：“等看完了再说，还要买药呢。”
县医院那位戴眼镜的牙科医生很好奇地看着我舅舅：“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你是不是当年在镇反办工作过？住在城西铜锣巷？”舅舅捂着嘴巴，拼命地摇着头，牙科医生说：“太像了，我父亲是镇反时被枪毙的，贴布告到县政府大门口的那个人跟你太像了，当时我在场，记得非常清楚！”舅舅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表明他与城里的生活和县城的历史毫不相干。我对牙科医生说：“我舅舅是乡下一个农民，县政府大门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大夫，我舅舅的牙怎么办？”
大夫说：“龋齿已经蛀空了，不好补了，只有换一颗假牙。”我问：“换一颗牙要多少钱？”大夫说：“烤瓷的，十八块！”我说：“那就换一颗吧！”一直不说话的舅舅终于忍着疼痛开口了：“太贵了，我不换！”大夫说：“那只好拔掉了！”我说：“不行，换一颗！钱我来付。”舅舅生气地把我推到一边，对大夫说了两个字：“拔掉！”
舅舅拔牙后，开了些止疼药就回去了。已是中午时分，我要他跟我一起去单位食堂吃饭。舅舅说：“牙疼不想吃饭。”临走前，他对我说，“那么多债都没还。嘴里几十颗牙呢，留那么多没用。”
此后的几年里，我舅舅为了省钱还债，拔掉了嘴里的六颗牙齿。
表姐刘玉芬并不知道舅舅拔掉了六颗牙齿，她是从舅舅说话关不住风的破绽里发现父亲嘴里的牙齿漏洞百出。她说：“爸，你怎么少了这么多牙齿？”舅舅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老了，牙口不好，都这样。”刘玉芬从饼干桶里摸出几块饼干塞给舅舅：“饼干能嚼动的，拿着吃吧！”舅舅这次进城是来榨油的，自从上回被周克武呛了个鼻青脸肿后，他就不想跟这个女婿一起吃饭了，所以他每次进城总是看一下女儿，匆匆说几句话就走了。
刘玉芬结婚的第三年生下儿子周洋，生儿子后的那半年里，刘玉芬不仅没挨打，还真的被周克武当着大小姐供了起来，周克武不喝酒，不让刘玉芬洗菜淘米，还跳到河里摸鲜鱼回来汆鱼汤给刘玉芬催奶，他把鱼汤端到床头送给刘玉芬喝，自己抱起儿子亲个没完，他望着刘玉芬脸上恢复了红晕，眼睛直勾勾的：“妈的，我们煤建公司谁有我这福气，老婆长得比豆腐还嫩，真的，你比刘晓庆不差。还给我弄出了这么个儿子。”周克武像小孩子一样，抱着儿子在低矮的平房里上蹿下跳，完全变了一个人。刘玉芬被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包围着，她没想到好日子来得这么快，所以，还在月子里，她就尽心尽意地满足着周克武贪婪的欲望，极尽温柔和体贴。
好日子像做梦一样短暂。靠周克武每月三十八块钱工资是养不活老婆孩子的，所以儿子周洋出生后他一激动，先是戒了酒，省下了酒钱；接着自己跳河里摸鱼，用鱼汤替代鸡汤催奶，省下了营养费。半年后，刘玉芬的奶水不够，小孩要吃奶粉，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煤建公司巡逻的执勤队在加工车间当场活捉了一个偷煤球的贼，执勤队将小偷按倒在地，队长用皮鞋踩住小偷的脑袋，其他几个人又踹了几脚，等到小偷不动了，他们才把手电筒的灯光对准小偷沾满煤灰和血污的脸，仔细一辨认，所有人都傻了：“这不是周克武吗？”
周克武偷煤球不是生了儿子后日子紧巴才动的歪点子，他在没娶刘玉芬之前就开始偷煤球了。周克武在单位号称抽烟喝酒无敌手，三十几块钱工资没到月底就光了，没钱的时候他就在夜深人静时潜入煤球加工车间，偷上两口袋，再偷偷地卖给街上烤烧饼、做卤菜的小摊贩，花完了，再去偷，很方便，也很轻松。这么多年来，他进入车间偷煤球就像进入自家厨房里拿水瓢一样，从容不迫。儿子出生后，周克武虽暂停了喝酒，但买奶粉的钱太多，经济危机加剧，他出手的频率过快，引起了公司的注意，最终东窗事发。
其实，周克武三十出头了都没娶上媳妇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粗俗的长相，他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家庭，父亲周天虎，解放前是白塔河码头的地痞流氓，做过妓院打手、码头鱼霸，靠敲竹杠、强买强卖为生，解放前夕被另一黑帮砍断一条腿后，就改以偷鸡摸狗为业。周天虎的老婆是他跟码头上的一个鱼贩子赌钱时赢来的。鱼贩子说：“再输我把女人抵押给你。”后半夜的时候，周天虎就赢回了一个女人。解放后，一无所有且少一条腿的周天虎被政府定为城市平民，属无产阶级，安置在县煤建公司成了国家正式职工，赢来的女人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天虎希望儿子有朝一日能完成其父未竟的刀光剑影之事业，取名周克武。新社会哪容得了打手和恶霸？所以周克武虽粗壮威猛，但在作恶的道路上无所作为。初中毕业后开始在社会上鬼混，角色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城里人为什么瞧不起乡下人呢？那就是乡下人的儿子永远是乡巴佬，只能在乡下种田；而城里人的儿子不仅可以继承城里人的身份，还可以顶替老子获得一个正式的铁饭碗。这是血统分类后的强制性身份认证。周克武在他老子五十二岁那年，结束了东游西逛的浪荡生涯，顶替父亲周天虎的岗位，成了县煤建公司的国家正式职工，周克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铁饭碗搂到了怀里，这只铁饭碗可以把乡下所有美女都装进去，像装进去了一道特色菜，供他任意品尝玩味。然而周家的风水早就坏了，提前退休的周天虎被儿子顶掉了性命，他在周克武上班两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里死于一次强奸未遂的案子中，周天虎蹿入河西巷准备强奸何老六家傻女儿时被何家人逮了个现行，何家人用麻绳将周天虎捆扎结实后扔到了白塔河里。周克武母亲在周天虎死后，脑子出了问题，过了一段日子，就疯了。煤建公司的院子里好几年都没见着周克武母亲的人影，有人说她回东北老家了，也有人说她死了。反正不见了，周克武对母亲消失的态度是，活着我认，死了我也没办法。周克武和刘玉芬现在住的三间平房就是当年父母留下的。
周克武被执勤队抓了后，交代了自己偷煤球已有八个年头，偷了多少，他也记不清了。煤建公司上下很头疼，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把周克武交给公安机关，也有少数人的意见是周克武一坐牢，家里怎么办？小孩刚出生，老婆是乡下的，又没工作，是不是给他个“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煤建公司党委书记杨石拍响了桌子：“不将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送进牢里，公司永远树不了正气！”
就在公司党委决定第二天将周克武移交公安机关的前一天晚上，周克武叫刘玉芬跟他一起去杨石书记家求情，刘玉芬不想去，她说：“脸都丢尽了，还怎么求情？”刘玉芬自从知道周克武偷煤后，又羞又气，一连几天都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周克武偷煤的同伙，偷煤这么久，她能不知道？就是跳进高邮湖也洗不清自己。
周克武很不耐烦地说：“抱上周洋，现在就去，我们一家三口给杨书记跪下，求他不要送我去坐牢！”刘玉芬身子没动，她看了看已经熟睡的儿子：“要是杨书记不答应呢？”周克武吐掉了嘴里的烟头，从怀里抽出一把雪亮的杀猪刀：“要是不答应，我就把他一家全杀了。我爸当年在码头上混的时候，杀人跟杀鱼一样轻松，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刘玉芬被周克武的歇斯底里吓傻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就没经过大脑过滤：“我不去，我又没偷煤，我不想给杨书记下跪，要跪你一个人去跪。”
歇了半年没打老婆的周克武驾轻就熟地将刘玉芬拎起来，甩手两巴掌狠狠地抽在刘玉芬的脸上：“我他妈的不娶你这个乡巴佬，我用得着吃那么大的苦头去偷煤球吗？你吃我的、喝我的，还敢跟我犟嘴。”周克武将刀顶在刘玉芬的脖子上，“我他妈先把你宰了，然后再把儿子宰了，你看我敢不敢？”
刘玉芬真怕儿子被他一刀捅了，她连忙哭着答应：“我去，我都答应你还不行吗？”
杨书记家就住在煤建公司宿舍大院的东南角，周克武拖家带口敲开杨书记家门的时候，杨书记愣住了，他问周克武：“你这是干什么？”
周克武和怀里抱着孩子的刘玉芬一家三口扑通跪在杨书记面前，刘玉芬按着周克武导演的台词，哭诉着：“杨书记，都是我的错，我要不是一个乡下吃闲饭的女人，我要不是没有工作，周克武就不会犯错误。杨书记，是我叫周克武去偷的，你就把我抓去坐牢吧！周克武坐牢没工资了，小孩就要饿死的。杨书记，求求你了！”刘玉芬声泪俱下，号啕大哭。
怀里的儿子也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母女俩的哭声高低错落，相互呼应。
杨书记拉起跪着的一家三口，很怀疑地问刘玉芬：“是你叫周克武去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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