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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心理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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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喝水,喝水会冲淡紧张(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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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感觉诡异极了。人们要把我架走,我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就是不动。不是悲伤,只是空白。悲伤要到很久之后才出现,在巨大的打击面前,悲伤像银杏树,长得很慢。骇然让所有的感官都麻痹了,虽然捡到的衣服是乌海的,捡到的鞋子也是乌海的,我还是根本不能相信眼前这些残片,就是我那风华正茂的丈夫。市委书记让人把我抬离现场,说这太残酷了,再看下去,人会疯的。我说,我不走。谁要是硬让我走,我就从这山涧跳下去。你不让我看,我才会疯。大家看我鱼死网破的样子,也就不劝了,只是让两个人不离左右地照看我。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这个死了的人其实不是我丈夫,而是另外一个很像他的人而已。这个世界上,开着同样牌子的车,穿着同样衣服和鞋子的人,大有人在啊。我这样想着,就掏出了手机。旁边的人说您干什么?我说,我要打一个电话。他们说,通知乌副市长的父母,您可要想好了再说。要不,老人家受不了。我说,我不是打给他们的。两个人还要问,我示意他们不要说话。

    我按了最常用的那个键。突然之间,在死一样寂静的山林里,就响起了悠扬的手机铃声。这是乌海的手机。真奇怪,那么猛烈的碰撞,这个手机被甩出去了几十米,又在风雨中翻滚,居然就毫发未损,声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响。人们循着声音,在一丛湿淋淋的刺棵子中间,找到了乌海的手机,我刚要伸手,人们把它交到了市委书记手上。

    书记说,刚才已经找到了一部手机,怎么又出来了一部?

    我说,这是我家联系用的专门手机,号码他从未告诉过别人。

    书记说,既然是这样,就和工作无关,把手机交给李大夫吧。

    我摸着冰滑的手机,那铃声还在无休无止地响着,直到这一刻,我才扎扎实实地感觉到,乌海死了。这堆残骸再不可能是别人,千真万确就是乌海。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要不是周边两个人手疾眼快地扶住了我,我就凌空而下扎进了山涧。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我手里紧紧握着乌海的手机,手指僵硬如铁。我依旧闭着眼睛,我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昏迷着,直到死去,再不醒来。我没有能力面对山崩地裂的变故。

    我住在专门的病房,是个套间。屋外的护士不知道我已经醒了,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一个说,真够可怜的了。年纪轻轻的,孩子刚上中学。另外一个说,也怪她。第一个说,怪她什么?第二个说,下雨,天又那么晚了,她非要他赶回家,说是有急事。有什么急事啊,看,这不要了命了……

    她们说的话,一字一句印在我脑子里。如果不是她们的议论,我还真忘了这个细节。我没有要求乌海回家,我劝他住下,一定要小心。那么,是出了什么事令乌海一定要在暴风雨中匆匆上路呢?也许,是他父母那边有急事?

    正这样想着,我听到屋外乌海父母的声音。

    让我们进去看看媳妇吧。不能已经没了一个又再没一个啊。老人家凄惶的声音。

    不行。她现在非常脆弱,怕受刺激。您老要是真心疼儿媳妇,就让她多缓缓,医生说没有太大的危险,只是要避免一切激动,静养恢复。两个护士几乎异口同声地解释。

    我婆婆说,天灾人祸啊。我们来看媳妇,也要问问她,下那么大的雨,她为什么一定要他往回赶呢?酿成这么大的祸,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他们走了,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清醒。看来,也不是公公婆婆那边出了什么事。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让乌海在黑漆漆的雨夜匆忙上路?

    我不知道。

    可是我必须知道。我躺在床上,把手机打开,看到最后一个来电时间停留在二十二点三十七分。如果按照当时搜寻残骸的人们估算,乌海的车就是在这个时刻倾覆的。

    这是谁?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电话号码。

    这部手机是我和乌海为家事联系的专用电话,他从未把号码告诉过外人,这个来电者不是我们家族的人。我又查看了乌海的手机,这个号码在二十二点差一分的时候,也给乌海来过电话。算起来,就是在乌海决定冒雨回城之前。也就是说,很可能就是乌海收到这个电话,才做出了回城的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电话。只是,这是谁呢?

    我要搞清楚。在病房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看顾,或者说是照料,我不可能在这里调查。我按响了床头的呼叫灯。

    护士欣喜地走进来,说,您终于醒了。

    我虚弱地说,好多了。谢谢你们。

    护士说,多少人为您担心呢。

    我说,我想自己到花园里转转。

    护士说,这我们可做不了主。

    我说,你们请示一下医生,就说我想到外面散散心。

    护士一溜儿小跑叫来医生,医生做了一番检查,说我的生命指征都还好,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一个人到了小花园,正是开晚饭的时间,花园里很安静。我拨响了那个号码。

    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接,但电话是通畅的。在我的耐心几乎用完的时候,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几点啊,就打电话来,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表,晚上六点。我说,你是谁呀?

    对方伶牙俐齿地说,你给我打电话,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我要问你是谁啊?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基本上明白乌海是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我体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刚要挂断电话,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说,哦,我知道你的是谁的电话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这番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是一个什么女人,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稳住这个女人。我对她说,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受乌副市长之托,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

    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一般人并不知实情。

    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

    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我问。

    他没告诉你吗?女子有些纳闷地说。

    我心如刀割,说,没有告诉。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说,我穿一双红袜子。

    我回到病房,对护士说,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护士为难地说,这可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也许会出人命的。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而且,我还是会走。

    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应下来。紧赶慢赶到了茶楼,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然后到大门口去等。

    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让悲痛更加醒目。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我等得有些绝望,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看到我,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说:“让你久等了。”

    贺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说:“什么叫不可挽回?”

    贺顿说:“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想要破坏不必着急,破坏永远来得及。”

    乔玉华有点佝偻,病痛的折磨让她不能挺直腰杆。领导的威严和行将就木人的智慧,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仰视。贺顿对自己说,不要退缩。如果你退缩了,你就帮不了她。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而不是一百零二个或是九十九个?”贺顿问。

    “这不是问题。洋娃娃是一个又一个买来的。买的时候很随意,喜欢就买。买得多了,就数一数。数完了也记不住,有的时候多一个有的时候少一个。并不是特意凑的数。”乔玉华胸有成竹地回答。她稍稍拱起的背部,仿佛一只栖息的蝎子,静静地举着尾巴,微笑着蹲踞在路旁,等待着贺顿经过。

    “这是一个问题。”贺顿寸步不让。

    “你说是问题就是问题啦?我不服气。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生气,是为了讨个主意。你如果没有主意就算了,犯不上故意找出个话题来说三道四。”乔玉华反驳。

    老年人都是固执的。但心理师认准了的道理,会更固执。贺顿说:“一百零一个,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在这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

    “没有。没有隐藏。我就要死了,一个快死了的人,没有任何隐藏。”

    “您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这样,就封闭了一切可能性,我们就很难找到出口。想一想吧。我觉得一定有一扇门藏在一百零一这个数字后面,找到了它,我们就可能有了出路。”贺顿热切地说。她对老年人,特别是濒死的老年人,总是怀有深切的眷恋。

    姨妈病了,托人带信来,说临死前想见妈妈一面。贫穷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会让亲情要么变得很淡,要么变得很浓。妈妈和姨妈家分属不同种类。当绛香家非常贫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姨妈在哪棵树下乘凉,现在妈妈有了一个能充当长期饭票的男人,姨妈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妈妈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唤总是令人难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于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妈妈以最大热忱准备探亲的用度,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绛香怎么办。

    “你到村头的李婆婆家住几天。”妈妈说。

    “几天呢?”绛香问。

    “不知道。”妈妈说。

    “姨妈会不让你回来吗?”绛香问。

    “不会。”妈妈回答。

    “那你怎么不知道自己几天才能回来呢?”绛香不解。

    “因为不知道你姨妈的病是好是坏。”妈妈回答。

    “好了会怎样呢?”

    “好了妈妈就很快回来了。”

    “坏了会怎样呢?”

    “坏了妈妈也会很快回来。”

    “几时能好呢?”绛香问。

    “不知道。”

    “几时会坏呢?”绛香再问。

    “不知道。”妈妈再回答。

    于是绛香不再问了。她很伤心,因为她知道妈妈此刻只想着姨妈。那个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绛香乖乖地到李婆婆家去住。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李婆婆不嫌弃她们娘俩。

    绛香在妈妈走的头一天,到了李婆婆家。第二天早上,绛香在送妈妈的路上,说,我不到李婆婆家去了。妈妈大惊,说为什么?绛香说,李婆婆的腿是烂的,骨头渣子都变成黑的了。妈妈松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腿烂了是老毛病,不传染,你放心住好了。绛香还想说,你一走我就跑回家,可是她没说。她是个乖巧的女孩,知道这样说了,妈妈就会不放心。她没有什么送给妈妈的礼物,就送一个放心让妈妈带着上路吧。

    妈妈走了,带了卤好的猪心猪肺猪肠子猪肚子,这都是妈妈这些天不让绛香吃,攒下的。长途汽车等了很久才来,妈妈上车的时候,对绛香说,听话……妈妈含糊其辞,没有说清是听她的话,还是听李婆婆的话,还是听“长期饭票”的话。总之,绛香决定谁的话也不听,只听自己的话。

    放学之后,绛香到了李婆婆家,对半聋的老人说,我今天晚上不来了。李婆婆说,哦哦,你妈妈今天没走成啊?绛香就学她的声调,说哦哦。李婆婆就不再问了,专心敲打着她发黑的腿杆子。

    苏三先生戴着鸭舌帽和硕大的遮阳墨镜来了。当时阴天。

    寒暄之后,贺顿问道:“真的是血吗?手心和额头?”

    苏三说:“不是血。可是在我心里,它和血是一样的。甚至比血还可怕。”

    贺顿说:“请继续说下去。”

    苏三说:“和外国人的谈判也就罢了,原则是事先制定好的,和谈判人员的临场发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影响就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清楚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一些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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