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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很多的检查,还要吃很多的药,不少药有副作用,这些就也罢了,成功率又这么低——我不想看见你失望。”
我咧嘴一笑,向他做了一个OK的姿势:“没关系的。这段时间我正好有空,老板说既然我不在昆明,会尽量少安排我一些活儿,剩下时间我就专心造人啦。”
见我这么开心,他也笑了:“那我们去加州的西奈山吧,那里有很好的诊所。只是——医生说,他担心精子在运输过程中会出问题。”
“咱这儿——苏黎世——就没有诊所了?能不能就在这里做呢?”
“他倒是向我推荐了一位辛格医生,他的诊所目前是瑞士IVF最高成功率的保持者。”
“那是多少?”
“39%。当然如果算上精子的活力,还要打很大的折扣。”
“嘿嘿!”我拍了拍他的脸,“不要紧,一次不行就两次嘛,你有钱,我有身体,早晚会成功的。”
“……”
沥川没有告诉我更多。我在英特网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数据显示,IVF对夫妇的情绪和心理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失败,百分之六十的夫妇会出现情绪失控:忧郁、焦虑、愤怒、失眠、争吵……百分之十三的女性会产生自杀念头。且不说由此付出的职业、时间、经济、情感和夫妻关系上的种种代价。
我拒绝想这么多。在我谢小秋的幸福蓝图中始终有沥川和我们的孩子。不然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观点有点老旧,但我绝不放弃任何机会。
我想了想,对沥川说:“那你有辛格医生的电话吗?”
他点点头。
“我马上和他约时间,尽快开始。”我说,“这事从头到尾你都不要参加,我一个人可以承受失败的压力。如果加上一个你就扛不住了。”
“那怎么行?这是咱俩的事儿。”他的脸硬了硬,“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诊所的。”
“哎,你这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IVF的周期很长的。”
“不长。一次大约三周的样子。”
“那还不长吗?你手头上有多少个项目?都是有截止期的吧?这种事很让人分心的。”
“没事,我若不陪着你,万一不顺利,你会想不开的。”
这话又戳中了我,我一跳三尺高:“哈,又来了!我有这么脆弱吗?”
“你有。”
我不服气,过去掐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说定了,我一个人去。成不成的一定告诉你结果。”
“你去不了,没我不行。”沥川说,“这医生的英文只怕你听不懂。我已答应你做IVF了,你也要让一步,让我陪你去。”
“不。我一个人去。我会向你汇报进展。”
“小秋——”
“别再说了,沥川,我意已决。祝贺你找到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妻子。”
翌日我独自驾车去见辛格医生。沥川说得没错,辛格能说流利的英语,却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常人多半听不懂,可是我不一样啊。我是训练有素的翻译,交谈片刻就掌握了他的发音方式。比如好多w的音你要理解成v,d要理解成th。F打头的单词要换成v,“ferygood”就是“verygood”了。简单换算几次,我们已能交谈无碍。
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病史之后,辛格医生发给了我一套检查LH荷尔蒙分泌的试条,让我测算自己的排卵期。我同时开始吃避孕药,据他说是为了提高卵巢的反应性,以便月经准时来临。
一切顺利,月信初至,我去诊所进行了抽血和超生波检查。医生对我的健康十分满意。我的子宫也没有任何问题。于是他们开始在我身上注射促排卵药。这种注射需要一天三次,持续十天,由沥川请护士在家中完成。此外还有相当频繁的血液和B超检查。
卵子在严密的监控中逐渐成熟。
时机一到,医生给我注射了一种简称HCG的激素,告诉我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开始进行穿刺取卵。名字听起来吓人,由于使用了麻醉,整个过程我基本上是睡过去的,没有任何感觉。完成之后只是觉得小腹微微有些痛疼,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
由于好奇和信心十足,所有的检查我都积极配合。IVF的过程果然繁琐,有时一天要去几趟,有时天天都要去。我让沥川仍旧去公司上班,不必次次陪我。有时检查完毕,我会在停车场上见到等我的沥川,但我拒绝他陪我见医生和做各项检查。辛格告诉我,沥川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一天至少打一次电话,询问所有的细节和程序。穿刺那一天,他一直守在手术室的门外。见我衣冠楚楚地出来,笑而不语。后来的几天他都显得很轻松,大约是被我满不在乎的精神感染了。
三天后,三个健康的胚胎被植回我的子宫。这次不算外科手术,不需要麻醉,我也不觉得很痛。结束后医生让我在床上静静地躺几个小时,沥川给我带了一本侦探小说,我读了几页,看不进去,和他聊天。
看得出他的淡定是装出来的,因为他不肯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而是拄着手杖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悄悄地想,十四天之后的孕检他会不会更紧张?
“哎,沥川,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信心十足地向他举拳。
他抓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挲:“答应我,小秋,就试这一次好吗?如果不成功就不再试了。”
“为什么?”
“看见你天天这样又是打针又是抽血,我快崩溃了。”
“奇怪,打针和抽血,这不是以前你经常干的事吗?我觉得你至少比我习惯啊!”
“我不习惯。”他轻声说,“上次你的腿手术,我在医院外面站了一夜。后来你越病越重,我每次看见那个艾松都想掐死他,到现在一想这事儿我还恨他。”
“那你当时进来看我嘛,真是的,那么狠心。我当时可是恨死你啦。”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想……也许那样你会快些……投入到艾松的怀抱。”
“你少来啦!像我这样意志坚定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弦易辙的。”
“改什么?”他没听懂。
“改变目标的。”
“小秋,你的意志真坚定,我真是太佩服你了。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个英雄了。如果是抗美援朝,碉堡都不知道被你炸了多少个了。我惨淡凄凉的人生,就靠你来指点我前进了。”
“沥川,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贫嘴了?”
回家的时候我拉着沥川拐进一家婴儿用品商店,买了一套粉红色的小衣服。
我们都喜欢女孩。
沥川一声不响地去柜台交钱,热情的售货员向我积极推销:“这位太太,你们的婴儿车买了吗?奶瓶买了吗?初生婴儿的尿布买了吗?还有包婴儿的小绵毯、小帽子、小手套?电动吸奶器?婴儿床?全套的发声小玩具?”
沥川神色极淡:“不着急。”
“本店这周有酬宾活动,所有商品一律八折,不要错过时机哟!”
“嗯,”我笑了笑,将一双玻璃奶瓶扔进购物车,“那就再买对奶瓶吧。”
“好呐!”
沥川瞪了我一眼。
“瞪什么,实在生不出孩子,这瓶子也可以用来装酱油的。”
转眼到了第十四日,晨起用试纸验孕,我失魂落迫地从洗手间走出来。
没有我期待的符号。
沥川上前拥抱我,低声安慰。
“先别气馁,试纸会有失误,血检的结果才最可信。”我看着纸盒上大大的几个“99.9%的准确率”不信邪地说。
沥川没说什么,带我驾车去诊所,去得太早没开门,我们在门外的咖啡馆里枯坐,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
抽完血后,沥川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法国餐馆。我并不是很喜欢法国菜,不是因为不好吃,而是因为量太少。我怀疑法国厨师都是练过太极的,若大一个白色的碟子,当中一小块鱼,配上各种颜色的汤汁,堆成很艺术的形状,很别致地呈上来。味道不错,就是吃完了还饿,不得不用甜点塞肚子。
可是法国菜的确能耗时间。开胃菜、汤、鱼、烧烤、沙拉、甜点一道一道地上,我强掩着心底巨大的失落和焦躁,保持镇定地和沥川闲扯。
我甚至给他讲了三个国产小笑话。
沥川不怎么听得懂,我一个一个地解释给他听。
“别着急,小秋。”他握了握我的手,“等会儿我去看看新闻,看什么地方有龙卷风了、水灾了、地震了,咱们可以去领养几个孤儿,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谁说我着急了?我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过了一天,血检结果出来了。没有怀孕。
辛格说,失败是很正常的,毕竟IVF的成功率真连一半都没有。何况沥川的精子质量并不特别好。他建议我先休息一段时间,心态和体力都调整好了再说。
他没有建议我做第二次,看来沥川给他施加了压力。
我坚决摇头:“我不等,马上开始第二轮。”
辛格看了看沥川,说:“你太太很有主见。”
沥川苦笑:“是的,没人能改变她的决定。不过,凡是我妻子想要的东西,最后都能得到。”
直到第四次IVF我才得到怀孕的消息。那时沥川已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心理治疗。屡次失败对他来说打击惨重。而我在失败之后的强颜欢笑和伪装乐观更让他心痛如割。他开始频繁失眠、皮肤过敏、而且越来越沉默寡言。霁川怀疑他得了抑郁症,强拉着他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
其实沥川的心理素质极其坚强,不然早就被癌症击垮了。可是他同时又是个情感丰富、善于内省的人,尤其不能看见亲人受苦。他总把这一切都想成是自己的过错,然后沉浸在不安和自责之中。霁川和René开始轮流劝我放弃IVF:“你们可以收养孩子嘛,想要几个都可以,沥川绝对支持你。”
我知道,他们担心沥川的健康,怕他承受不了IVF失败的打击而出现病情恶化。
于是我说:“这样吧,我对沥川宣布放弃IVF。然后你们俩将他弄到别的国家去住两个月。”
两个人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个疯子。齐齐地说:“那你呢?你究竟是什么打算?”
我一抱胳膊:“留在这里,换一家诊所,继续IVF。只是一切都向他隐瞒,免得他过度担心。”
“小秋,”霁川气得直咬牙,“你就不可以改变主意吗?”
“不可以。”
人的忍受力真是有弹性。沥川如此紧张,明明从头到尾受折腾的人是我,我却感觉麻木。
霁川勉强配合我的计划,找个工程将沥川诓到巴西住了两个月。而我则声称自己不适应巴西的气候,且手头接了一本书的翻译,宁愿在家里等他回来。
René连忙也说,我刚做完IVF,需要多多休息,不合适跟着沥川坐飞机东奔西走。
就这么瞒天过海了两个月,沥川从墨西哥回来,我在机场上喜滋滋地向他报告了怀孕的消息。
天天跑工地,晒得黑头黑脑,我差点没认出他。但这消息让他吓了一跳,兴奋得脸都红了,将行李往地上一扔,悄悄将我拉到一边,问道:“小秋,你不听我的话又去IVF了?”
“是的,原谅我吧,阿门。”
“医生……他怎么说?”
“我换了一个医生,一切正常。还有,把耳朵低下来,”我小声说,“是双胞胎。”
“真的吗?”他一把搂住我,“天啊!这不是梦吧!”
“当然不是!”
就分娩的过程来说,除了需要注射一段时间的孕酮以及不时需要进行血液和B超检查之外,通过IVF怀孕和一般的怀孕并无很大区别。这其间我们的各种担心——担心我的健康、担心IVF引发的综合症、担心流产、担心胎儿异常——一切的担心在医疗数据都指向正常之后渐渐消失。像所有将要做父母的夫妇一样,我们进入了兴奋的待产期。
八周之后,我离开了IVF的专门诊所,被转入到一位普通的妇科医生手中。
“沥川,现在我是普通产妇了。”我激动地说,“我终于成了普通产妇!”
是啊,此时此刻,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做个普通人,拥有普通人该有的一切。
我们很快知道那是一对女儿,给她们起名为安安和宁宁。
健康和幸福,这是我们对孩子此生的最大期望。
沥川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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